如何看待和評價貢薩羅和“光輝道路”組織？？
這不最近貢薩羅去世了嘛我看網上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的 有人說貢薩羅是恐怖分子“光輝道路”是恐怖主義組織還有人說貢薩羅和“光輝道路”組織無愧于偉大二字
我想看看大家伙的評價
hai1feng2 15小時前 奇怪，我從沒有見過譴責有武裝地主進行的暴力行為的媒體。人民網4月29日訊 據委內瑞拉通訊社報道，委內瑞拉農民聯(lián)合會主席莫雷諾日前在記者招待會上揭露，在全國共有120位一生為土地上的勞動者的權利而斗爭的農民領導人被殺害。 莫雷諾說，兩周以前，在國家土地協(xié)會在蘇利亞州的巴拉特市將一筆資金交給一些農民以后，在該市兩位曾經向有關當局要求提供資金的農民領導人神秘地被殺害。嚴重的是 ，一個星期以后，在波圖格薩州的瓜納里托又有3位農民領導人被殘酷地殺害。那里是因捐贈土地而發(fā)生沖突的地區(qū)。政府通過國家土地協(xié)會推動向農民發(fā)給土地證。那里的農民正在接受國家贈給的土地，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農民領導人遭到刺客的毒手。 莫雷諾認為，人犯想獨占本來屬于國家的大量土地。根據查韋斯總統(tǒng)的指示，國家土地協(xié)會建立了一個幫助所有被殺害的農民家庭的特別部門，那里有名冊和其他的資料，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查閱。一個半月以前，哥倫比亞的準軍事人員殺害了達維拉和多里安兩個農民領導人。他們有委內瑞拉人作為行兇的同伙，因為如果沒有人提供后勤支持，那些準軍事人員不能自由地轉移和躲藏。一周以前，就在波圖格薩農民聯(lián)合會的對面，門多薩被暗殺。有關的調查還沒有結束，但是與農民有聯(lián)系的一些人指出，這是對政府的政策不滿的一些地主干的。委內瑞拉土地改革觸怒地主 120位農民領導被殺 (sina.com.cn)在一個左派國家，國家把國家土地分給農民，就是幾百人被殺，在南美，那些地主武裝是怎么樣的？他們做了怎么？恐怖分子？誰是恐怖分子？
小太陽823 14小時前 必須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媒體和秘魯軍方對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的詆毀和污蔑！太長不看版：1、認為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堪稱偉大還是是恐怖分子，說白了是一個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在資產階級和軍方看來，光輝道路自然是十惡不赦的“恐怖分子”。資產階級媒體對秘魯農民受到的殘酷壓榨和軍警對平民的各種極端暴力行為（包括劫掠、強奸、屠殺等）視而不見，同時大肆宣傳光輝道路的各種“殘暴行為”，以達到其欺騙群眾，使群眾遠離革命道路的目的。2、與很多人的想象非常不同，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得到了相當一部分群眾，尤其是貧苦農民和城市貧民階層的支持，甚至得到了一部分有理想主義精神的知識精英階層的支持。3、關于暗殺中國外交官，這里不方便細講，首先得了解中國怎么從文革到改開的，以及所謂“修正主義指控”到底是怎么回事。4、以“反恐”和“掃毒”為名消滅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鎮(zhèn)壓各路反美左派，是美國在拉美推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關鍵一環(huán)。CIA即深度參與了抓鋪貢薩洛的行動。5、不可否認，光輝道路在革命過程中的策略多有失誤之處，其斗爭手段和政治智慧與其一直在試圖學習和模仿的mao和中國革命仍然相去甚遠。那種把貢薩洛和所謂“貢薩洛思想”無限拔高到和馬列毛并立的主張是錯誤的。本文是嚴肅討論文，不要搞二極管。一、總論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云涌，拉丁美洲國家在國際社會為爭取自身權利展開了勇敢的斗爭。秘魯共產黨組織在這個時候出現(xiàn)分裂，從中誕生了一支以阿維馬艾爾·古斯曼·雷伊諾索（后稱為“貢薩洛”）領導的光輝道路派。1970年，他在秘魯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阿亞庫喬行政區(qū)的瓦曼加大學正式建立了光輝道路。自此之后的10年時間內，光輝道路在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內積極地活動，擴大其組織，增強其力量，為日后的武裝斗爭作了充分的準備。光輝道路在1980年秘魯由軍人政權向文人政府過渡選舉的前夜，拿起了武器，開始了其武裝斗爭。其武裝斗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在斗爭的第一個階段（1980-1982），光輝道路取得了初步的勝利，展示了其斗爭的決心與力量；第二階段（1983-1988），光輝道路將活動范圍擴展至全國，開始了與政府和軍隊的對抗，并涉入了毒品種植與走私之中，力量和影響進一步增強；第三階段（1988-1992），光輝道路將斗爭的主要戰(zhàn)線轉移到了城市，特別是首都利馬，但是這時，光輝道路在其根據地上瓦亞加山谷和首都都遇到了重重困難。藤森上臺后，秘魯政府在美國的配合下（官方勾結jwsl實錘），加大了對光輝道路的打擊，在1992年將其領導人古斯曼抓獲后，光輝道路逐漸走向了瓦解與失敗。光輝道路是在國際共運進入低潮期下開始其武裝斗爭的，其失敗具有某種悲劇性的必然性。二、“光輝道路”運動產生的階級基礎和時代背景二戰(zhàn)結束后的幾十年間，秘魯經歷了快速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從1950年至1967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6%。貝朗德總統(tǒng)在任期間（1963-1968），秘魯推行土地改革法，這次有限的土地改革遭到了大莊園主和保守勢力的反對，在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只有一處土地被政府征收，而獲益的農戶僅僅為54家，農民仍然處于極端貧困的境地。在光輝道路發(fā)軔的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的阿亞庫喬、萬卡維利卡和阿普里馬克三個行政區(qū)是秘魯最貧窮落后的三個行政區(qū)，自獨立以來一直受到中央政府及大城市精英階層的忽視與鄙夷，1968年至1980年軍政府統(tǒng)治期間，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得到的資金投入只占全國公共總支出的0.3%。秘魯中南部山區(qū)的其他行政區(qū)在二戰(zhàn)后20年間經歷了與阿亞庫喬極其相似的命運，70年代中后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對秘魯的經濟發(fā)展產生惡劣影響，國家外債迅速膨脹，人民生活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愈加嚴峻，最終促使光輝道路選擇了武裝斗爭。另一方面，阿亞庫喬行政區(qū)也出現(xiàn)了另外一些可喜的變化。普拉多政府（1956-1962）時期實行了一項龐大的教育發(fā)展計劃，恢復和建立了許多所大學，并新辦了大量的中小學校。最著名的瓦曼加大學于1959年7月復課，正如國立北京大學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一樣，正是在這所著名學府中誕生了光輝道路。瓦曼加大學擁有悠久的歷史，建立于殖民地時代的1677年7月3日，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二世在教皇授權下，由當時的總督德拉古艾瓦建立。后因為秘魯敗于智利，由當時的總統(tǒng)曼努埃爾于1885年1月31日關閉。該大學的復課，可以說是阿亞庫喬行政區(qū)重新振興的歷史契機，從其復課的第一天起，瓦曼加大學就顯示出它區(qū)別于秘魯其他大學的特點，成為阿亞庫喬經濟與文化生活的中心。與秘魯傳統(tǒng)的大學側重于法律、醫(yī)學和工程學不同，瓦曼加大學的建立及其學科設置與當地的實際情況密切聯(lián)系，它招收的學生絕大多數都來自當地的印第安村社，克丘亞語為教師必須掌握的語言。復課的第二任校長為埃弗拉印·莫羅特（秘魯版蔡元培，有傳言說他是光輝道路的幕后支持者），正是他邀請光輝道路創(chuàng)始人古斯曼于1962年來到了瓦曼加大學。瓦曼加大學初期的發(fā)展得到了當時貝朗德政府的支持。到七十年代初，學校已擁有大約15000名學生和200名教職工，學校的快速發(fā)展吸引了國內外很多知名學者的加入。同時，在60年代美國爭取進步聯(lián)盟計劃的幫助下，數百名來自國內外的各類專家學者以及志愿者在阿亞庫喬農村地區(qū)服務。瓦曼加大學的復課和大量知識分子的涌入，大大削弱了當地天主教的影響，正是天主教給世代受到嚴酷剝削的農民以精神上的寄托。與此同時，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進步和激進思想通過瓦曼加大學在阿亞庫喬地區(qū)的年輕人中傳播開來，并且影響到了整個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最終使瓦曼加大學成為光輝道路的誕生地。三、古斯曼（貢薩洛）是何許人書接上文，古斯曼的個人經歷堪稱秘魯的李大釗和陳獨秀。作為一名秘魯共產黨黨員，古斯曼于1962年來到了瓦曼加大學，成為一名哲學教授。與cpc很多早起領導人一樣，古斯曼家境優(yōu)渥。他于1934年12月3日出生在秘魯南部的港口莫廉多，是一個富有的白人進口商的私生子。1961年，古斯曼畢業(yè)于阿雷基帕的國內圣奧古斯丁大學，獲得了哲學和法律的雙學位。在大學中他遇到了一位對其思想產生深遠影響的導師安赫爾·羅德里格斯·里瓦斯。后者曾真切地回憶道：“古斯曼是個杰出的人物，他永遠都善于聆聽，他非常善良，但有些枯燥，平時寡言少語，少與人發(fā)生齷齪，只同朋友交流......他想為真理獻身并看到公正得到踐行。”也是在大學的生活和學習中，他開始接觸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同他們討論秘魯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以及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深深地打動了古斯曼，1960年阿雷基帕遭受了地震襲擊，古斯曼親眼目睹了震后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古斯曼加入了秘魯共產黨。20世紀60年代初，分散的農民暴動、集會、游行示威和奪地事件震蕩著整個安第斯山區(qū)，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下，古斯曼來到了瓦曼加大學，并將其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與對秘魯的認識逮到了這里并傳播開來。通過觀察了解下層民眾，特別是農民的困境，古斯曼認識到這里長期以來被中央政府與白人精英階層所忽視的歷史。在西班牙殖民者來到之前，生活在阿亞庫喬地區(qū)的土著人就曾頑強地抵抗過印加帝國的統(tǒng)治，這里也是當地人反抗西班牙殖民征服的最后戰(zhàn)場。1924年獨立戰(zhàn)爭后期，這里還是蘇克雷將軍徹底擊潰西班牙侵略軍的戰(zhàn)場。整個20世紀，山區(qū)農民的奪地與暴動時有發(fā)生。這些歷史使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古斯曼認為，阿亞庫喬行政區(qū)是孕育革命的理想搖籃。當古斯曼到達瓦曼加大學時，他便開始重組當地沉寂的共產黨組織，特別是利用瓦曼加大學的學生組織——革命學生陣線以及學校的一項計劃即教師培訓學校，發(fā)展年輕人加入共產黨組織。他的不懈努力吸引了大學的許多教師、印第安人出身的學生和當地農民。短短幾年之內，古斯曼在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建立了秘魯紅旗派最有力的一支地區(qū)力量，他稱其為紅色派別。60年代中后期，古斯曼兩次來到了中國，受到了毛澤東及當時發(fā)生的cultural revolution的影響，對當時的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作了批判。1968年貝拉斯科發(fā)動軍事政變，建立了武裝部隊革命政府，為了消除舊的精英階層對秘魯政治的控制和影響力，軍政府大力支持了許多工農運動組織及其他一些左派組織的發(fā)展。秘魯共產黨（紅旗派）也轉而支持軍政府，古斯曼與紅旗派產生分歧，他認為紅旗派與貝拉斯科的法西斯政府相勾結。1969年古斯曼又一次來到了中國，回國后，加緊了其組織的建立工作。1970年2月，正式建立了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有相當多的原紅旗派成員選擇了追隨古斯曼。需要讀者注意的是，建立之后古斯曼一直在避免使用“光輝道路”的簡稱，而稱自己領導的組織為正統(tǒng)的秘魯共產黨，與普拉多領導的秘魯共產黨（團結）相區(qū)別。為了方便表述，以下皆直接稱其為“光輝道路”。四、“光輝道路”的發(fā)展歷程20世紀70年代末，秘魯國內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軍政府的統(tǒng)治日益不得人心，不得不準備召開制憲議會，考慮將政權交給文人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光輝道路認為拿起武器的時機已經成熟，開始醞釀武裝斗爭的具體計劃并對其組織進行改組以適應形勢變化。在以后的十多年中，逐漸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結構的組織體系。塔尖為光輝道路的中央委員會，從整體上負責光輝道路的戰(zhàn)略實施，由少數幾位領導人構成，其中核心是古斯曼。下一層是指揮官，負責一片區(qū)域內的政治與軍事行動；在下一層是軍事人員，由光輝道路建立的人民游擊隊組成，由指揮官領導，擔任各種各樣的具體行動。然后一層是積極分子，有學生、教師及農民，主要是由中下層民眾構成，為光輝道路的活動進行思想上的宣傳和鼓動。最底層是同情者，這一層比較復雜，由各類對光輝道路感興趣的人組成，間或為光輝道路的活動提供一些幫助。1979年初，光輝道路制定了其鞏固和發(fā)展的五個階段：（一）進行動員和武裝宣傳；（二）破壞秘魯的社會經濟體系；（三）人民戰(zhàn)爭的普及；（四）占領并擴大根據地，加強游擊隊的力量；（五）通過內戰(zhàn)，最終奪取城市并摧毀現(xiàn)政權。這五個階段并非孤立，而是相互滲透與交叉的，總的來說，戰(zhàn)爭又由戰(zhàn)略防御、戰(zhàn)略相持和戰(zhàn)略反攻三個階段構成，是與秘魯反動派的一場持久戰(zhàn)。1980年4月，古斯曼在一所光輝道路的軍事學校結業(yè)之際，發(fā)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名為“我們是開創(chuàng)者”，正式宣稱要在80年代開始一場“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民眾的戰(zhàn)爭”。這樣，光輝道路十年生聚，終于完成了其準備工作，在秘魯政府舉行大選的前夜，走上了武裝斗爭的道路。到1980年底，光輝道路的活動所造成的影響已經使得政府無法再忽視其存在。新的文官政府在命令各地方警察打擊光輝道路的同時，派出了一支名為辛奇斯的特警部隊，與秘魯偵緝警察和共和國警衛(wèi)隊共同展開行動。警察在中南部安第斯地區(qū)人民的心目中可謂是惡名昭彰，他們的許多活動缺少當地人的理解與活動，甚至遭到了一些人的抵抗。面對著光輝道路蓬勃的發(fā)展勢頭，政府和警察的行動顯得十分蒼白無力。由于缺乏相互協(xié)調與統(tǒng)一的策略，警察只有采取血腥的掃蕩政策。1981年1月22日，第一份有關辛奇斯部隊在阿亞庫喬地區(qū)加略省濫殺無辜的報道出現(xiàn)在新聞媒體上。就在光輝道路鞏固自身力量，準備又一輪進攻的同時，政府部門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對光輝道路的武裝行動做出了回應。1981年3月，第046號法令在議會通過，這是一個相當廣泛的刑法條律，其中規(guī)定任何與光輝道路合作或給予其幫助的人都會受到嚴厲懲罰。與此同時，光輝道路在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和首都不斷制造襲擊事件，除將目標集中在警察部門、礦山、農場之外，又開始對一些學校進行襲擊，在利馬制造大規(guī)模停電事故，殺害左派（其視為修正主義）政治人物。光輝道路的活動受到了殘酷鎮(zhèn)壓，其多名重要人物或被捕入獄或遭到殺害，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在阿亞庫喬地區(qū)的負責人——年僅19歲的女學生埃迪斯·拉各斯·塞斯。1982年9月份，拉各斯被共和國警衛(wèi)隊殺害于阿普里馬。其后她的尸體被運回阿亞庫喬城安葬，甚至保守的瓦曼加省大主教費德里科·雷切·普拉達都為其主持了天主教葬禮。拉各斯的棺材外覆蓋著一面鐮刀斧頭的紅旗，大約有3萬人參加了送葬的游行隊伍。一時之間，埃迪斯·拉各斯成為了光輝道路的傳奇人物，有關她的畫像、雕塑和詩歌等流傳在瓦曼加省的大街小巷。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發(fā)展路線圖面對光輝道路咄咄逼人的攻勢，秘魯政府最終決定派遣軍隊進行鎮(zhèn)壓。軍隊強迫人們組建民事自衛(wèi)委員會和農民巡邏隊，并將其納入軍隊的體系之內，使農民自我管理，并能夠和軍隊一道對抗光輝道路。軍隊中，特別是主要由白人組成的海軍陸戰(zhàn)隊精英，不了解安第斯地區(qū)的文化傳統(tǒng)，往往無法判斷一個當地人是否是光輝道路的成員，只有采取濫殺無辜的辦法。軍隊的暴行很快引起了各方關注，受到民眾的強烈譴責。前戰(zhàn)爭部長路易斯·西寺內洛斯·比斯科拉在接受秘魯新聞雜志《怎么辦》的記者岡薩雷斯采訪時說，“軍隊不知道誰是光輝道路，他們有多少人及其何時會發(fā)起襲擊。為了消滅2個或3個光輝道路成員，軍隊會殺害60名平民，而后，他們會辯稱這60人全部是光輝道路成員。”退休將軍埃德加多·默克多·哈林在1983年6月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采訪時強烈批評了軍隊和警察對當地平民的虐待和屠殺行為，稱這導致了山區(qū)居民不愿協(xié)助政府。1986年6月18日凌晨至19日，被關押在利馬附近三座監(jiān)獄弗隆頓、路里甘喬和圣巴巴拉的光輝道路成員進行了監(jiān)獄暴動。政府動用了陸海空三軍和警察進行了鎮(zhèn)壓，大約250人被殺害，其中有百余人是在暴動失敗、投降之后被處死的。光輝道路的重要領導人安東尼奧·迪亞斯·馬丁內斯在這次暴動中死亡，6月19日這一天被命名為“英雄日”，成為以后光輝道路的一個紀念日。事件發(fā)生之時正值社會黨國際第17次代表大會在秘魯召開，這是其第一次在拉丁美洲舉行會議。這一事件的公開使得輿論嘩然，此前，加西亞總統(tǒng)曾積極參與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和社會黨國際等外交活動，而此后他不得不將重點轉向國內。為挽救其聲望，加西亞親自到達屠殺發(fā)生地，發(fā)誓要徹底調查此事，嚴懲那些制造殺戮的人。然而，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所有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的人當中，只有2名警察分別被判處10年和15年徒刑，8名警察分別被判監(jiān)禁6個月，而軍隊中無一人受到法律懲處。秘魯司法部長在此事件后引咎辭職。一個議會調查委員會在事后的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說，加西亞總統(tǒng)參與了命令軍隊和警察殺害暴動囚犯的決策過程。老年古斯曼五、媒體、意識形態(tài)和城市工作自武裝斗爭開始以來，光輝道路一直比較重視利用各種新聞媒介來在城市各階層中傳播其思想主張。《每日新聞報》在80年代中后期公開支持光輝道路，到1988年該報已經基本上被光輝道路所控制。當年7月24日，古斯曼接受了《每日新聞報》主編路易斯·阿爾塞·博爾赫的“世紀采訪”，這是1992年古斯曼被捕前所接受的唯一一次公開采訪。在采訪中，古斯曼談到了秘魯國內的社會危機，對秘魯政府進行了貶斥，闡述了光輝道路武裝斗爭的歷史根源和目標，聲稱要在秘魯建立“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古斯曼還對8年多的武裝斗爭進行了回顧，總結了經驗教訓，認識到光輝道路仍舊缺乏工人階級的支持，而目前的斗爭還處于“戰(zhàn)略防御階段”。古斯曼對光輝道路的指導思想也進行了長篇幅論述，對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推崇備至。他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瑪利亞特吉對秘魯國情的論述糅合在一起，加上自己的一點理解，構成了“貢薩洛思想”。古斯曼還將幾乎所有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批判為“修正主義”。最后，古斯曼對世界形勢作了自己的估計，預言新的世界大戰(zhàn)將會爆發(fā)，認為光輝道路的武裝斗爭將會取得最終勝利。采訪結束后，這份《每日新聞報》重印多次，并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流入不少國家。為了逃避政府與警察部門的打擊，此后幾年，《每日新聞報》由新聞自由時代轉入秘密的地下活動狀態(tài)，主編阿爾塞逃到歐洲，繼續(xù)通過新聞媒介的渠道進行活動，并且著書立說，為光輝道路及古斯曼進行宣傳以贏得理解、同情和支持。光輝道路在古斯曼的“世紀采訪”之后調整了戰(zhàn)略，進一步審視城市，特別是首都的戰(zhàn)略意義，開始以利馬為其主要的活動戰(zhàn)場。在這里光輝道路的成員及其支持者滲透進各類非政府組織（NGOs）中，如秘魯教育工作者聯(lián)合會，旅店工作者協(xié)會，還有各行各業(yè)的工會和貿易組織以及各種社區(qū)居民組織。在拉丁美洲大陸最為古老而著名的大學之一——圣馬科斯大學以及利馬周邊大量的貧民窟中，光輝道路積極活動，招募成員。這時候，它已經吸收了許多律師、醫(yī)生、工程師等專業(yè)技術人體，甚至一些軍隊下層的軍官和士兵以及公務員都參加了光輝道路。據估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光輝道路的游擊隊成員總數已達一萬人之多，此外還有數萬名支持者。1988年，光輝道路已經開始在首都利馬等地組織公開的武裝游行活動以充分展示其實力。3月份，光輝道路的支持者在議會廣場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政府在出動了軍隊和坦克后也沒有嚇退人數眾多的示威者。至當年8月，全國有7個行政區(qū)的36個省份處于緊急狀態(tài)之下。到1989年底，光輝道路在首都利馬的襲擊事件達到了304次，而在首都周邊行政區(qū)，光輝道路共制造了大約1380次襲擊事件，占當年全部襲擊事件數量的一半以上。光輝道路也并未放棄獲取國際支持的努力，90年代以來，光輝道路的一些支持者建立的“支持秘魯革命委員會”活動于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對光輝道路表示公開的聲援；在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秘魯人民運動組織在90年代積極支持光輝道路，并在歐洲建立了支部；1975年在美國成立的革命共產黨在90年代初成為了光輝道路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90年代，古斯曼曾經的同事馬克西米利亞諾·杜蘭在歐洲和亞洲的印度、尼泊爾等地依靠一個名為革命國際主義者運動的組織宣傳光輝道路的思想和活動，贏得了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然而，這些活動總體上規(guī)模不大，為光輝道路贏得的實際支持亦相當有限。面對這種危急情況，秘魯政府并未束手待斃。一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勵農民組成民事自衛(wèi)委員會進行自我保護。1989年12月，作為鼓勵，加西亞總統(tǒng)以個人名義向這一地區(qū)的民事自衛(wèi)委員會送去了200支獵槍、2輛拖拉機和部分現(xiàn)金。隨后兩年，自衛(wèi)委員會在安第斯地區(qū)迅速普及開來。另一方面，秘魯政府在“反恐”和“打擊毒品”這兩個方面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實質上劍指光輝道路。1990年3月，秘魯國家反恐怖主義指導委員會在CIA幫助下，組建了一支精銳的特別部隊——特別情報組。這支部隊成立之后，立刻在首都利馬對光輝道路進行了一系列打擊。1992年9月12日，秘魯警察在情報部門對配合下，突襲了利馬一座豪宅，當場抓獲了古斯曼及其他幾位光輝道路高層領導人，光輝道路遭受到了武裝斗爭開始以來最為沉重的打擊。隨后一段時間，光輝道路進行了瘋狂的報復活動，制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暗殺事件，但在政府和軍隊的不斷打擊之下，活動日益減少，勢力漸漸喪失，最終歸于失敗。被捕時的古斯曼發(fā)表“鐵籠演講”六、對“光輝道路”的毒品與“恐怖主義”指控關于毒品問題，光輝道路確實大量參與了毒品的種植和走私，但是這種參與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在80年代中后期，光輝道路逐漸控制了秘魯的毒品生產地上瓦亞加山谷，參與了毒品的種植和走私，與國內外毒梟合作，對抗秘魯政府、警察和軍隊的打擊。光輝道路保護并鼓勵農民種植古柯，并從中獲取巨額利潤。一方面，巨額利潤使其能夠購買大量的武器彈藥和其他各種裝備，并為每個游擊隊員提供較高的收入和食物、住房等實物補助。另一方面，由于古柯種植的收益要遠大于種植玉米、咖啡和茶葉等作物，農民因為生活困苦以及種植古柯可獲得巨大的利益，遂歡迎光輝道路的到來。光輝道路使用各種方法，一方面幫助農民擺脫政府禁毒計劃的打擊；另一方面，替農民出面，與毒販和掮客談判商議古柯價格，使農民避免其盤剝。而此前，毒品走私者曾利用雇傭軍等暴力威脅手段迫使農民以低價出售手中的古柯原料。同時，光輝道路也向農民宣傳革命思想，懲罰吸毒者（是的，只賣毒品賺錢但是不讓自己人吸），關閉妓院和酒吧，受到了當地居民的歡迎與支持。關于恐怖主義問題主要指責有四個方面：1、殺害軍警和政府官員。2、殺害支持政府的平民。3、暗殺反對光輝道路的“左派人士”。第一條，暴力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軍警也殺害了很多光輝道路成員。第二條，策略失當，同時也得考慮到軍警也殺害和強奸了很多同情光輝道路的平民，說明當時雙方之間的斗爭非常殘酷。影片第三條，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沒有做好，對于那些在群眾中有影響的反對者，不應該采取直接暗殺的手段。七、國內媒體對貢薩洛和“光輝道路”的評價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環(huán)球網和財新。環(huán)球網是低級黑財新是高級黑，貌似客觀中立，但是全篇只講了光輝道路殺害平民，沒有一句提到軍警的暴行。參考資料：【1】余建明.秘魯光輝道路武裝斗爭研究（1980-1992）[D] 南開大學，2007【2】劉暢. 秘魯“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武裝斗爭研究（1983-1997）[D].東北師范大學,2017.
x﹏乂星寧。 14小時前 一般而言，用“光輝道路”就是美帝、震旦等資產階級媒體話術，言下之意無非“恐怖分子罪有應得”，中性化概念應使用秘魯共。貢薩羅主席就讀于圣奧古斯丁國立大學社會研究系，哲學和法律學雙學位，論文題為《論康德關于空間的理論》《實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政權》。在早期他受到秘魯共創(chuàng)始人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的影響，曾于1965年訪問中國。1980年正式領導秘魯革命武裝斗爭，直到90年代面對內憂外患和世界局勢的變化，內部也不可避免有錯誤發(fā)生，被捕入獄，監(jiān)禁29年，始終堅持MLM信仰。在看不到光的地方，有這種數十年一日的恒心毅力，值得尊敬。印共（毛）在不久前發(fā)布的聲明表示：
qkoufu6292 14小時前 這個帖子發(fā)表于9月底，我今天依然堅持里面的結論。不過從那時以來，秘魯國內關于與貢薩羅有關的活動新聞，又有了兩則消息，在此簡要介紹下。10月4日，國外一個立場傾向于貢薩羅派的網站報道了一則新聞，標題為：”秘魯共在秘魯進行武裝鼓動和宣傳行動“。報道指出在秘魯拉埃斯佩蘭薩區(qū)特魯希略，秘魯共的旗幟被豎立在一片碎石之前，旁邊海報上的口號是：”如果他們繼續(xù)威脅Party的群眾，他們就會被消滅。Party有千眼千耳。秘魯共萬歲！“該網站認為，這一事件是“秘魯共在秘魯進行武裝鼓動和宣傳行動”。我認為，在紀念貢薩羅在秘魯國內已經被統(tǒng)治階級宣布為“大逆不道”之時，有人勇敢的公開紀念貢薩羅，這當然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想這個事件本身并不能稱得上是什么“武裝鼓動”。還要必須注意的是，該事件是在貢薩羅去世之前好幾個月發(fā)生的，和紀念貢薩羅去世無關。另外一則是秘魯當地媒體報道，有人在秘魯紀念貢薩羅而被拘捕。這件事被發(fā)到知乎上以后，便被一些人認為是紀念者“顯然是秘魯共的支持者”。但是，只要查看原文就可以看出，示威者的口號和訴求是“修改憲法、關閉國會和國有化天然氣行業(yè)”，并要求為貢薩羅修建陵墓。但是，稍微關注貢薩羅的斗爭和實踐的人都會理解，貢薩羅的思想是通過人民戰(zhàn)爭打倒秘魯舊秩序，建設新社會；而不是抽象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范圍內兜圈子。有常識的人都不難看出，所謂“修改憲法、關閉國會和國有化天然氣行業(yè)”更多的是從改良角度提出的訴求（但是不一定是改良主義，革命派也可以提出這些要求）。坦率地說，我不相信秘魯共成員如果打算去利馬公開宣傳的話，會提一些不疼不癢的口號，而不是高呼“人民戰(zhàn)爭萬歲”的。本人不懂西班牙語，盡管努力尋找后續(xù)報道，但是沒發(fā)現(xiàn)秘魯當地媒體跟進。另外這件事盡管被資產階級媒體廣泛報道，國際貢派卻對此事件均表述沉默，也是比較耐人尋味的。相反的是，秘魯拉埃斯佩蘭薩區(qū)特魯希略的事件則被得到廣泛報道。順表將新聞原始鏈接提出，有興趣讀者可查詢：Policía detiene por apología del terrorismo a sujetos que hacían homenaje al terrorista Abimael Guzmán [VIDEO]總體來說，我認為自己下面的原始發(fā)言放到現(xiàn)在，也沒有什么太大問題。從主觀情感上來說，自然是希望秘魯真正的革命者力量能夠越來越強，走出近三十年來的低迷態(tài)勢。但是，這并不代表著在分析研判具體情況時候，就可以放棄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場。
前世的深藍色午時茶離弦的歌離弦 14小時前 貢薩羅總結出了作為馬克思主義發(fā)展階段的“第三階段”和“更高階段”的馬列毛主義，其領導的秘魯共產黨（即所謂的“光輝道路”）在從1980年開始至今已經41年的人民戰(zhàn)爭中，為秘魯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浴血奮戰(zhàn)。即使在90年代之后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但是秘魯共產黨人、秘魯人民解放軍的戰(zhàn)士和革命群眾在極端困難的環(huán)境下仍然堅持斗爭，并積極進行重組秘共的工作。關于秘魯人民戰(zhàn)爭的歷史，可以看一看這一篇文章。【原創(chuàng)】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秘魯的人民戰(zhàn)爭？總的來說，貢薩羅以及秘魯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作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
我想看看大家伙的評價
hai1feng2 15小時前 奇怪，我從沒有見過譴責有武裝地主進行的暴力行為的媒體。人民網4月29日訊 據委內瑞拉通訊社報道，委內瑞拉農民聯(lián)合會主席莫雷諾日前在記者招待會上揭露，在全國共有120位一生為土地上的勞動者的權利而斗爭的農民領導人被殺害。 莫雷諾說，兩周以前，在國家土地協(xié)會在蘇利亞州的巴拉特市將一筆資金交給一些農民以后，在該市兩位曾經向有關當局要求提供資金的農民領導人神秘地被殺害。嚴重的是 ，一個星期以后，在波圖格薩州的瓜納里托又有3位農民領導人被殘酷地殺害。那里是因捐贈土地而發(fā)生沖突的地區(qū)。政府通過國家土地協(xié)會推動向農民發(fā)給土地證。那里的農民正在接受國家贈給的土地，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農民領導人遭到刺客的毒手。 莫雷諾認為，人犯想獨占本來屬于國家的大量土地。根據查韋斯總統(tǒng)的指示，國家土地協(xié)會建立了一個幫助所有被殺害的農民家庭的特別部門，那里有名冊和其他的資料，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查閱。一個半月以前，哥倫比亞的準軍事人員殺害了達維拉和多里安兩個農民領導人。他們有委內瑞拉人作為行兇的同伙，因為如果沒有人提供后勤支持，那些準軍事人員不能自由地轉移和躲藏。一周以前，就在波圖格薩農民聯(lián)合會的對面，門多薩被暗殺。有關的調查還沒有結束，但是與農民有聯(lián)系的一些人指出，這是對政府的政策不滿的一些地主干的。委內瑞拉土地改革觸怒地主 120位農民領導被殺 (sina.com.cn)在一個左派國家，國家把國家土地分給農民，就是幾百人被殺，在南美，那些地主武裝是怎么樣的？他們做了怎么？恐怖分子？誰是恐怖分子？
小太陽823 14小時前 必須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媒體和秘魯軍方對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的詆毀和污蔑！太長不看版：1、認為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堪稱偉大還是是恐怖分子，說白了是一個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在資產階級和軍方看來，光輝道路自然是十惡不赦的“恐怖分子”。資產階級媒體對秘魯農民受到的殘酷壓榨和軍警對平民的各種極端暴力行為（包括劫掠、強奸、屠殺等）視而不見，同時大肆宣傳光輝道路的各種“殘暴行為”，以達到其欺騙群眾，使群眾遠離革命道路的目的。2、與很多人的想象非常不同，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得到了相當一部分群眾，尤其是貧苦農民和城市貧民階層的支持，甚至得到了一部分有理想主義精神的知識精英階層的支持。3、關于暗殺中國外交官，這里不方便細講，首先得了解中國怎么從文革到改開的，以及所謂“修正主義指控”到底是怎么回事。4、以“反恐”和“掃毒”為名消滅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鎮(zhèn)壓各路反美左派，是美國在拉美推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關鍵一環(huán)。CIA即深度參與了抓鋪貢薩洛的行動。5、不可否認，光輝道路在革命過程中的策略多有失誤之處，其斗爭手段和政治智慧與其一直在試圖學習和模仿的mao和中國革命仍然相去甚遠。那種把貢薩洛和所謂“貢薩洛思想”無限拔高到和馬列毛并立的主張是錯誤的。本文是嚴肅討論文，不要搞二極管。一、總論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云涌，拉丁美洲國家在國際社會為爭取自身權利展開了勇敢的斗爭。秘魯共產黨組織在這個時候出現(xiàn)分裂，從中誕生了一支以阿維馬艾爾·古斯曼·雷伊諾索（后稱為“貢薩洛”）領導的光輝道路派。1970年，他在秘魯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阿亞庫喬行政區(qū)的瓦曼加大學正式建立了光輝道路。自此之后的10年時間內，光輝道路在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內積極地活動，擴大其組織，增強其力量，為日后的武裝斗爭作了充分的準備。光輝道路在1980年秘魯由軍人政權向文人政府過渡選舉的前夜，拿起了武器，開始了其武裝斗爭。其武裝斗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在斗爭的第一個階段（1980-1982），光輝道路取得了初步的勝利，展示了其斗爭的決心與力量；第二階段（1983-1988），光輝道路將活動范圍擴展至全國，開始了與政府和軍隊的對抗，并涉入了毒品種植與走私之中，力量和影響進一步增強；第三階段（1988-1992），光輝道路將斗爭的主要戰(zhàn)線轉移到了城市，特別是首都利馬，但是這時，光輝道路在其根據地上瓦亞加山谷和首都都遇到了重重困難。藤森上臺后，秘魯政府在美國的配合下（官方勾結jwsl實錘），加大了對光輝道路的打擊，在1992年將其領導人古斯曼抓獲后，光輝道路逐漸走向了瓦解與失敗。光輝道路是在國際共運進入低潮期下開始其武裝斗爭的，其失敗具有某種悲劇性的必然性。二、“光輝道路”運動產生的階級基礎和時代背景二戰(zhàn)結束后的幾十年間，秘魯經歷了快速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從1950年至1967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6%。貝朗德總統(tǒng)在任期間（1963-1968），秘魯推行土地改革法，這次有限的土地改革遭到了大莊園主和保守勢力的反對，在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只有一處土地被政府征收，而獲益的農戶僅僅為54家，農民仍然處于極端貧困的境地。在光輝道路發(fā)軔的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的阿亞庫喬、萬卡維利卡和阿普里馬克三個行政區(qū)是秘魯最貧窮落后的三個行政區(qū)，自獨立以來一直受到中央政府及大城市精英階層的忽視與鄙夷，1968年至1980年軍政府統(tǒng)治期間，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得到的資金投入只占全國公共總支出的0.3%。秘魯中南部山區(qū)的其他行政區(qū)在二戰(zhàn)后20年間經歷了與阿亞庫喬極其相似的命運，70年代中后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對秘魯的經濟發(fā)展產生惡劣影響，國家外債迅速膨脹，人民生活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愈加嚴峻，最終促使光輝道路選擇了武裝斗爭。另一方面，阿亞庫喬行政區(qū)也出現(xiàn)了另外一些可喜的變化。普拉多政府（1956-1962）時期實行了一項龐大的教育發(fā)展計劃，恢復和建立了許多所大學，并新辦了大量的中小學校。最著名的瓦曼加大學于1959年7月復課，正如國立北京大學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一樣，正是在這所著名學府中誕生了光輝道路。瓦曼加大學擁有悠久的歷史，建立于殖民地時代的1677年7月3日，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二世在教皇授權下，由當時的總督德拉古艾瓦建立。后因為秘魯敗于智利，由當時的總統(tǒng)曼努埃爾于1885年1月31日關閉。該大學的復課，可以說是阿亞庫喬行政區(qū)重新振興的歷史契機，從其復課的第一天起，瓦曼加大學就顯示出它區(qū)別于秘魯其他大學的特點，成為阿亞庫喬經濟與文化生活的中心。與秘魯傳統(tǒng)的大學側重于法律、醫(yī)學和工程學不同，瓦曼加大學的建立及其學科設置與當地的實際情況密切聯(lián)系，它招收的學生絕大多數都來自當地的印第安村社，克丘亞語為教師必須掌握的語言。復課的第二任校長為埃弗拉印·莫羅特（秘魯版蔡元培，有傳言說他是光輝道路的幕后支持者），正是他邀請光輝道路創(chuàng)始人古斯曼于1962年來到了瓦曼加大學。瓦曼加大學初期的發(fā)展得到了當時貝朗德政府的支持。到七十年代初，學校已擁有大約15000名學生和200名教職工，學校的快速發(fā)展吸引了國內外很多知名學者的加入。同時，在60年代美國爭取進步聯(lián)盟計劃的幫助下，數百名來自國內外的各類專家學者以及志愿者在阿亞庫喬農村地區(qū)服務。瓦曼加大學的復課和大量知識分子的涌入，大大削弱了當地天主教的影響，正是天主教給世代受到嚴酷剝削的農民以精神上的寄托。與此同時，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進步和激進思想通過瓦曼加大學在阿亞庫喬地區(qū)的年輕人中傳播開來，并且影響到了整個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最終使瓦曼加大學成為光輝道路的誕生地。三、古斯曼（貢薩洛）是何許人書接上文，古斯曼的個人經歷堪稱秘魯的李大釗和陳獨秀。作為一名秘魯共產黨黨員，古斯曼于1962年來到了瓦曼加大學，成為一名哲學教授。與cpc很多早起領導人一樣，古斯曼家境優(yōu)渥。他于1934年12月3日出生在秘魯南部的港口莫廉多，是一個富有的白人進口商的私生子。1961年，古斯曼畢業(yè)于阿雷基帕的國內圣奧古斯丁大學，獲得了哲學和法律的雙學位。在大學中他遇到了一位對其思想產生深遠影響的導師安赫爾·羅德里格斯·里瓦斯。后者曾真切地回憶道：“古斯曼是個杰出的人物，他永遠都善于聆聽，他非常善良，但有些枯燥，平時寡言少語，少與人發(fā)生齷齪，只同朋友交流......他想為真理獻身并看到公正得到踐行。”也是在大學的生活和學習中，他開始接觸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同他們討論秘魯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以及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深深地打動了古斯曼，1960年阿雷基帕遭受了地震襲擊，古斯曼親眼目睹了震后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古斯曼加入了秘魯共產黨。20世紀60年代初，分散的農民暴動、集會、游行示威和奪地事件震蕩著整個安第斯山區(qū)，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下，古斯曼來到了瓦曼加大學，并將其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與對秘魯的認識逮到了這里并傳播開來。通過觀察了解下層民眾，特別是農民的困境，古斯曼認識到這里長期以來被中央政府與白人精英階層所忽視的歷史。在西班牙殖民者來到之前，生活在阿亞庫喬地區(qū)的土著人就曾頑強地抵抗過印加帝國的統(tǒng)治，這里也是當地人反抗西班牙殖民征服的最后戰(zhàn)場。1924年獨立戰(zhàn)爭后期，這里還是蘇克雷將軍徹底擊潰西班牙侵略軍的戰(zhàn)場。整個20世紀，山區(qū)農民的奪地與暴動時有發(fā)生。這些歷史使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古斯曼認為，阿亞庫喬行政區(qū)是孕育革命的理想搖籃。當古斯曼到達瓦曼加大學時，他便開始重組當地沉寂的共產黨組織，特別是利用瓦曼加大學的學生組織——革命學生陣線以及學校的一項計劃即教師培訓學校，發(fā)展年輕人加入共產黨組織。他的不懈努力吸引了大學的許多教師、印第安人出身的學生和當地農民。短短幾年之內，古斯曼在阿亞庫喬行政區(qū)建立了秘魯紅旗派最有力的一支地區(qū)力量，他稱其為紅色派別。60年代中后期，古斯曼兩次來到了中國，受到了毛澤東及當時發(fā)生的cultural revolution的影響，對當時的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作了批判。1968年貝拉斯科發(fā)動軍事政變，建立了武裝部隊革命政府，為了消除舊的精英階層對秘魯政治的控制和影響力，軍政府大力支持了許多工農運動組織及其他一些左派組織的發(fā)展。秘魯共產黨（紅旗派）也轉而支持軍政府，古斯曼與紅旗派產生分歧，他認為紅旗派與貝拉斯科的法西斯政府相勾結。1969年古斯曼又一次來到了中國，回國后，加緊了其組織的建立工作。1970年2月，正式建立了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有相當多的原紅旗派成員選擇了追隨古斯曼。需要讀者注意的是，建立之后古斯曼一直在避免使用“光輝道路”的簡稱，而稱自己領導的組織為正統(tǒng)的秘魯共產黨，與普拉多領導的秘魯共產黨（團結）相區(qū)別。為了方便表述，以下皆直接稱其為“光輝道路”。四、“光輝道路”的發(fā)展歷程20世紀70年代末，秘魯國內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軍政府的統(tǒng)治日益不得人心，不得不準備召開制憲議會，考慮將政權交給文人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光輝道路認為拿起武器的時機已經成熟，開始醞釀武裝斗爭的具體計劃并對其組織進行改組以適應形勢變化。在以后的十多年中，逐漸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結構的組織體系。塔尖為光輝道路的中央委員會，從整體上負責光輝道路的戰(zhàn)略實施，由少數幾位領導人構成，其中核心是古斯曼。下一層是指揮官，負責一片區(qū)域內的政治與軍事行動；在下一層是軍事人員，由光輝道路建立的人民游擊隊組成，由指揮官領導，擔任各種各樣的具體行動。然后一層是積極分子，有學生、教師及農民，主要是由中下層民眾構成，為光輝道路的活動進行思想上的宣傳和鼓動。最底層是同情者，這一層比較復雜，由各類對光輝道路感興趣的人組成，間或為光輝道路的活動提供一些幫助。1979年初，光輝道路制定了其鞏固和發(fā)展的五個階段：（一）進行動員和武裝宣傳；（二）破壞秘魯的社會經濟體系；（三）人民戰(zhàn)爭的普及；（四）占領并擴大根據地，加強游擊隊的力量；（五）通過內戰(zhàn)，最終奪取城市并摧毀現(xiàn)政權。這五個階段并非孤立，而是相互滲透與交叉的，總的來說，戰(zhàn)爭又由戰(zhàn)略防御、戰(zhàn)略相持和戰(zhàn)略反攻三個階段構成，是與秘魯反動派的一場持久戰(zhàn)。1980年4月，古斯曼在一所光輝道路的軍事學校結業(yè)之際，發(fā)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名為“我們是開創(chuàng)者”，正式宣稱要在80年代開始一場“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民眾的戰(zhàn)爭”。這樣，光輝道路十年生聚，終于完成了其準備工作，在秘魯政府舉行大選的前夜，走上了武裝斗爭的道路。到1980年底，光輝道路的活動所造成的影響已經使得政府無法再忽視其存在。新的文官政府在命令各地方警察打擊光輝道路的同時，派出了一支名為辛奇斯的特警部隊，與秘魯偵緝警察和共和國警衛(wèi)隊共同展開行動。警察在中南部安第斯地區(qū)人民的心目中可謂是惡名昭彰，他們的許多活動缺少當地人的理解與活動，甚至遭到了一些人的抵抗。面對著光輝道路蓬勃的發(fā)展勢頭，政府和警察的行動顯得十分蒼白無力。由于缺乏相互協(xié)調與統(tǒng)一的策略，警察只有采取血腥的掃蕩政策。1981年1月22日，第一份有關辛奇斯部隊在阿亞庫喬地區(qū)加略省濫殺無辜的報道出現(xiàn)在新聞媒體上。就在光輝道路鞏固自身力量，準備又一輪進攻的同時，政府部門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對光輝道路的武裝行動做出了回應。1981年3月，第046號法令在議會通過，這是一個相當廣泛的刑法條律，其中規(guī)定任何與光輝道路合作或給予其幫助的人都會受到嚴厲懲罰。與此同時，光輝道路在中南部安第斯山區(qū)和首都不斷制造襲擊事件，除將目標集中在警察部門、礦山、農場之外，又開始對一些學校進行襲擊，在利馬制造大規(guī)模停電事故，殺害左派（其視為修正主義）政治人物。光輝道路的活動受到了殘酷鎮(zhèn)壓，其多名重要人物或被捕入獄或遭到殺害，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在阿亞庫喬地區(qū)的負責人——年僅19歲的女學生埃迪斯·拉各斯·塞斯。1982年9月份，拉各斯被共和國警衛(wèi)隊殺害于阿普里馬。其后她的尸體被運回阿亞庫喬城安葬，甚至保守的瓦曼加省大主教費德里科·雷切·普拉達都為其主持了天主教葬禮。拉各斯的棺材外覆蓋著一面鐮刀斧頭的紅旗，大約有3萬人參加了送葬的游行隊伍。一時之間，埃迪斯·拉各斯成為了光輝道路的傳奇人物，有關她的畫像、雕塑和詩歌等流傳在瓦曼加省的大街小巷。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發(fā)展路線圖面對光輝道路咄咄逼人的攻勢，秘魯政府最終決定派遣軍隊進行鎮(zhèn)壓。軍隊強迫人們組建民事自衛(wèi)委員會和農民巡邏隊，并將其納入軍隊的體系之內，使農民自我管理，并能夠和軍隊一道對抗光輝道路。軍隊中，特別是主要由白人組成的海軍陸戰(zhàn)隊精英，不了解安第斯地區(qū)的文化傳統(tǒng)，往往無法判斷一個當地人是否是光輝道路的成員，只有采取濫殺無辜的辦法。軍隊的暴行很快引起了各方關注，受到民眾的強烈譴責。前戰(zhàn)爭部長路易斯·西寺內洛斯·比斯科拉在接受秘魯新聞雜志《怎么辦》的記者岡薩雷斯采訪時說，“軍隊不知道誰是光輝道路，他們有多少人及其何時會發(fā)起襲擊。為了消滅2個或3個光輝道路成員，軍隊會殺害60名平民，而后，他們會辯稱這60人全部是光輝道路成員。”退休將軍埃德加多·默克多·哈林在1983年6月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采訪時強烈批評了軍隊和警察對當地平民的虐待和屠殺行為，稱這導致了山區(qū)居民不愿協(xié)助政府。1986年6月18日凌晨至19日，被關押在利馬附近三座監(jiān)獄弗隆頓、路里甘喬和圣巴巴拉的光輝道路成員進行了監(jiān)獄暴動。政府動用了陸海空三軍和警察進行了鎮(zhèn)壓，大約250人被殺害，其中有百余人是在暴動失敗、投降之后被處死的。光輝道路的重要領導人安東尼奧·迪亞斯·馬丁內斯在這次暴動中死亡，6月19日這一天被命名為“英雄日”，成為以后光輝道路的一個紀念日。事件發(fā)生之時正值社會黨國際第17次代表大會在秘魯召開，這是其第一次在拉丁美洲舉行會議。這一事件的公開使得輿論嘩然，此前，加西亞總統(tǒng)曾積極參與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和社會黨國際等外交活動，而此后他不得不將重點轉向國內。為挽救其聲望，加西亞親自到達屠殺發(fā)生地，發(fā)誓要徹底調查此事，嚴懲那些制造殺戮的人。然而，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所有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的人當中，只有2名警察分別被判處10年和15年徒刑，8名警察分別被判監(jiān)禁6個月，而軍隊中無一人受到法律懲處。秘魯司法部長在此事件后引咎辭職。一個議會調查委員會在事后的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說，加西亞總統(tǒng)參與了命令軍隊和警察殺害暴動囚犯的決策過程。老年古斯曼五、媒體、意識形態(tài)和城市工作自武裝斗爭開始以來，光輝道路一直比較重視利用各種新聞媒介來在城市各階層中傳播其思想主張。《每日新聞報》在80年代中后期公開支持光輝道路，到1988年該報已經基本上被光輝道路所控制。當年7月24日，古斯曼接受了《每日新聞報》主編路易斯·阿爾塞·博爾赫的“世紀采訪”，這是1992年古斯曼被捕前所接受的唯一一次公開采訪。在采訪中，古斯曼談到了秘魯國內的社會危機，對秘魯政府進行了貶斥，闡述了光輝道路武裝斗爭的歷史根源和目標，聲稱要在秘魯建立“新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古斯曼還對8年多的武裝斗爭進行了回顧，總結了經驗教訓，認識到光輝道路仍舊缺乏工人階級的支持，而目前的斗爭還處于“戰(zhàn)略防御階段”。古斯曼對光輝道路的指導思想也進行了長篇幅論述，對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推崇備至。他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瑪利亞特吉對秘魯國情的論述糅合在一起，加上自己的一點理解，構成了“貢薩洛思想”。古斯曼還將幾乎所有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批判為“修正主義”。最后，古斯曼對世界形勢作了自己的估計，預言新的世界大戰(zhàn)將會爆發(fā)，認為光輝道路的武裝斗爭將會取得最終勝利。采訪結束后，這份《每日新聞報》重印多次，并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流入不少國家。為了逃避政府與警察部門的打擊，此后幾年，《每日新聞報》由新聞自由時代轉入秘密的地下活動狀態(tài)，主編阿爾塞逃到歐洲，繼續(xù)通過新聞媒介的渠道進行活動，并且著書立說，為光輝道路及古斯曼進行宣傳以贏得理解、同情和支持。光輝道路在古斯曼的“世紀采訪”之后調整了戰(zhàn)略，進一步審視城市，特別是首都的戰(zhàn)略意義，開始以利馬為其主要的活動戰(zhàn)場。在這里光輝道路的成員及其支持者滲透進各類非政府組織（NGOs）中，如秘魯教育工作者聯(lián)合會，旅店工作者協(xié)會，還有各行各業(yè)的工會和貿易組織以及各種社區(qū)居民組織。在拉丁美洲大陸最為古老而著名的大學之一——圣馬科斯大學以及利馬周邊大量的貧民窟中，光輝道路積極活動，招募成員。這時候，它已經吸收了許多律師、醫(yī)生、工程師等專業(yè)技術人體，甚至一些軍隊下層的軍官和士兵以及公務員都參加了光輝道路。據估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光輝道路的游擊隊成員總數已達一萬人之多，此外還有數萬名支持者。1988年，光輝道路已經開始在首都利馬等地組織公開的武裝游行活動以充分展示其實力。3月份，光輝道路的支持者在議會廣場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政府在出動了軍隊和坦克后也沒有嚇退人數眾多的示威者。至當年8月，全國有7個行政區(qū)的36個省份處于緊急狀態(tài)之下。到1989年底，光輝道路在首都利馬的襲擊事件達到了304次，而在首都周邊行政區(qū)，光輝道路共制造了大約1380次襲擊事件，占當年全部襲擊事件數量的一半以上。光輝道路也并未放棄獲取國際支持的努力，90年代以來，光輝道路的一些支持者建立的“支持秘魯革命委員會”活動于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對光輝道路表示公開的聲援；在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秘魯人民運動組織在90年代積極支持光輝道路，并在歐洲建立了支部；1975年在美國成立的革命共產黨在90年代初成為了光輝道路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90年代，古斯曼曾經的同事馬克西米利亞諾·杜蘭在歐洲和亞洲的印度、尼泊爾等地依靠一個名為革命國際主義者運動的組織宣傳光輝道路的思想和活動，贏得了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然而，這些活動總體上規(guī)模不大，為光輝道路贏得的實際支持亦相當有限。面對這種危急情況，秘魯政府并未束手待斃。一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勵農民組成民事自衛(wèi)委員會進行自我保護。1989年12月，作為鼓勵，加西亞總統(tǒng)以個人名義向這一地區(qū)的民事自衛(wèi)委員會送去了200支獵槍、2輛拖拉機和部分現(xiàn)金。隨后兩年，自衛(wèi)委員會在安第斯地區(qū)迅速普及開來。另一方面，秘魯政府在“反恐”和“打擊毒品”這兩個方面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實質上劍指光輝道路。1990年3月，秘魯國家反恐怖主義指導委員會在CIA幫助下，組建了一支精銳的特別部隊——特別情報組。這支部隊成立之后，立刻在首都利馬對光輝道路進行了一系列打擊。1992年9月12日，秘魯警察在情報部門對配合下，突襲了利馬一座豪宅，當場抓獲了古斯曼及其他幾位光輝道路高層領導人，光輝道路遭受到了武裝斗爭開始以來最為沉重的打擊。隨后一段時間，光輝道路進行了瘋狂的報復活動，制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暗殺事件，但在政府和軍隊的不斷打擊之下，活動日益減少，勢力漸漸喪失，最終歸于失敗。被捕時的古斯曼發(fā)表“鐵籠演講”六、對“光輝道路”的毒品與“恐怖主義”指控關于毒品問題，光輝道路確實大量參與了毒品的種植和走私，但是這種參與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在80年代中后期，光輝道路逐漸控制了秘魯的毒品生產地上瓦亞加山谷，參與了毒品的種植和走私，與國內外毒梟合作，對抗秘魯政府、警察和軍隊的打擊。光輝道路保護并鼓勵農民種植古柯，并從中獲取巨額利潤。一方面，巨額利潤使其能夠購買大量的武器彈藥和其他各種裝備，并為每個游擊隊員提供較高的收入和食物、住房等實物補助。另一方面，由于古柯種植的收益要遠大于種植玉米、咖啡和茶葉等作物，農民因為生活困苦以及種植古柯可獲得巨大的利益，遂歡迎光輝道路的到來。光輝道路使用各種方法，一方面幫助農民擺脫政府禁毒計劃的打擊；另一方面，替農民出面，與毒販和掮客談判商議古柯價格，使農民避免其盤剝。而此前，毒品走私者曾利用雇傭軍等暴力威脅手段迫使農民以低價出售手中的古柯原料。同時，光輝道路也向農民宣傳革命思想，懲罰吸毒者（是的，只賣毒品賺錢但是不讓自己人吸），關閉妓院和酒吧，受到了當地居民的歡迎與支持。關于恐怖主義問題主要指責有四個方面：1、殺害軍警和政府官員。2、殺害支持政府的平民。3、暗殺反對光輝道路的“左派人士”。第一條，暴力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軍警也殺害了很多光輝道路成員。第二條，策略失當，同時也得考慮到軍警也殺害和強奸了很多同情光輝道路的平民，說明當時雙方之間的斗爭非常殘酷。影片第三條，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沒有做好，對于那些在群眾中有影響的反對者，不應該采取直接暗殺的手段。七、國內媒體對貢薩洛和“光輝道路”的評價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環(huán)球網和財新。環(huán)球網是低級黑財新是高級黑，貌似客觀中立，但是全篇只講了光輝道路殺害平民，沒有一句提到軍警的暴行。參考資料：【1】余建明.秘魯光輝道路武裝斗爭研究（1980-1992）[D] 南開大學，2007【2】劉暢. 秘魯“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武裝斗爭研究（1983-1997）[D].東北師范大學,2017.
x﹏乂星寧。 14小時前 一般而言，用“光輝道路”就是美帝、震旦等資產階級媒體話術，言下之意無非“恐怖分子罪有應得”，中性化概念應使用秘魯共。貢薩羅主席就讀于圣奧古斯丁國立大學社會研究系，哲學和法律學雙學位，論文題為《論康德關于空間的理論》《實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政權》。在早期他受到秘魯共創(chuàng)始人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的影響，曾于1965年訪問中國。1980年正式領導秘魯革命武裝斗爭，直到90年代面對內憂外患和世界局勢的變化，內部也不可避免有錯誤發(fā)生，被捕入獄，監(jiān)禁29年，始終堅持MLM信仰。在看不到光的地方，有這種數十年一日的恒心毅力，值得尊敬。印共（毛）在不久前發(fā)布的聲明表示：
印共（毛）向全世界的工會、進步-民主勢力和人權組織呼吁，舉行爭取釋放年邁的秘魯共產主義領袖阿維馬埃爾·古斯曼博士（別名貢薩羅）的行動。在星期三發(fā)布的一份聲明中，印共（毛）中央委員會發(fā)言人阿拜同志說，年邁的秘魯共產黨領袖貢薩羅已經被與美帝國主義者勾結的秘魯買辦政府關押了29年。他被關押在戒備森嚴的監(jiān)獄之中，29年來遭受著心理上的折磨。監(jiān)獄拒絕向他提供醫(yī)療和其他基本的設施。他說，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貢薩羅站在反對帝國主義者的立場，為秘魯被壓迫人民而戰(zhàn)斗，領導秘魯革命運動。誠然，由于組織內部在某些時期的路線存在不合理、秘魯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lián)合如藤森政府武裝運動、資產媒體故意或無意間抹黑等等，秘魯共存在各種負面新聞。有部分是事實，如果是組織的錯誤需要總結教訓、進行懲戒；但很多并未發(fā)生過，要么是張冠李戴，要么是宣傳戰(zhàn)。——這里補充日本左翼運動史的一個側面略作說明：
社會學家安藤丈將的研究指出，日本警察調整策略，與傳媒聯(lián)手，營造警察的專業(yè)和親民形象，同時建立新左翼「過激派」的印象。國家機器武力升級，擴大機動隊、防暴和公安，展開全面鎮(zhèn)壓，甚至製造假案，得到輿論支持。政府也趁機提出新法制，專門對抗抗議分子。被捕者會被拘留在「待用監(jiān)獄」二十三日（而且很容易延長），其間猶如人間蒸發(fā)，只能間中見律師和家人，訊問時間可以達至一日十二小時。審訊程序冗長，每月上庭一次，控方可以在無事前通知下呈上新證據。赤軍領袖塩見孝也被捕後，隨即被拘留十八個月。如此體制的用意，就是要磨滅嫌疑人的意志，使其屈服，達至百分之九十九的入罪率。來點B乎喜歡看的特色論文：
1980 年“光輝道路”已經宣稱其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路線，并且領導人古斯曼多次到蘇聯(lián)和中國學習也得到了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支持。為了表示與之不同，坎波斯選擇到古巴學習游擊隊的革命斗爭經驗，于是使“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思想主張更傾向于格瓦拉主義，把模仿古巴革命的成功經驗進行革命斗爭作為范例。除此之外在國際上，八十年代蘇聯(lián)在冷戰(zhàn)中已經處于劣勢地位，并且隨著斯大林模式弊端的逐漸顯露和國內改革的失敗，坎波斯和卡托列尼認為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模式對于民主和計劃的認識存在嚴重不足，但是古巴革命的成功經驗自六十年代以來已經適應了美洲的革命形勢，可以作為他們的學習對象。第三，早在古巴革命剛剛勝利之初的五六十年代，游擊隊作為古巴革命的斗爭形勢在美洲曾掀起熱潮，“游擊中心論”可謂是美洲革命的第一個巔峰，也是美洲少有的對抗帝國主義成功的革命，坎波斯在到古巴調查學習期間也獲得了古巴革命力量的支持，不論是革命理論上還是武裝力量方面，他們的團隊初期發(fā)動襲擊活動很多都是由古巴人策劃并且?guī)椭鷮嵤┑摹ｋm然受格瓦拉主義影響大，但是“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也沒有完全照搬格瓦拉主義，他們采取了格瓦拉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大陸革命論”和“游擊中心論”的一部分內容，并且把格瓦拉本來提倡的倫理價值觀極端化。再加上馬克思初期在《萊茵報》工作時針對德國的情況時所提倡的通過革命改變現(xiàn)狀，進行政治解放從而達到解放人類的革命思想。把以上幾種思想嫁接在一起，就成為“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指導思想。坎波斯提出要把“游擊中心論”放在革命中心的位置上，要按照格瓦拉主張的方式，通過最初的幾次重大勝利把人民群眾吸引過來，支持和參與他們的革命。并且為了展示與“光輝道路”的不同，坎波斯提出“城市中心論”在城市尤其是秘魯的首都利馬為中心，發(fā)起一些大型的襲擊組織，襲擊對象主要是秘魯的政府高官和成功企業(yè)家，還有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1989 年領導人坎波斯被抓越獄之后“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兩位領導者的思想開始轉變，不再完全針對“敵對勢力”，也在一些襲擊活動中傷害平民，九十年代之后，藤森政府上臺，對秘魯國內的游擊隊組織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打壓措施，并把當時秘魯社會的兩個游擊隊組織，即“光輝道路”和“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一同歸為犯罪組織，在當時幾個秘魯熱銷的報紙上大量篇幅報道他們的襲擊活動和造成的損失，并在國內展開搜捕組織的領導人和成員。藤森的鐵腕政策很快便取得了成效，1992 年坎波斯和卡托列尼的妻子先后被捕入獄判處終身監(jiān)禁，在這之后“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就徹底的背棄了自己先前的革命主張，卡托列尼開始策劃在各大城市搞無差別的恐怖襲擊，爆炸、槍殺傷及平民的事件越來越多，在利馬甚至其發(fā)源地庫斯科省城區(qū)都引起了極大的恐慌，引起人民的抗議。最終在 1996 年發(fā)起日本大使館人質事件后走向衰敗。震旦媒體方面，廣義的南方系顯著高于某球系。對于貢薩羅主席的更高等級理論是否認可，則是可以求同存異而非強行宗派主義的問題；貢薩羅主席本人，一直保持著革命者的謙遜。
我認為恐懼和缺乏恐懼構成了一對矛盾。關鍵是要拿起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釋放我們內心的勇氣。是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讓我們勇敢，給了我們勇氣。最大的恐懼是什么？死亡？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我知道生命總有一天會結束。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成為一個樂觀主義者，堅信其他人將接過我所承諾的工作，并將繼續(xù)下去，直到他們實現(xiàn)我們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我認為，歸根到底，最可怕的恐懼就是不相信群眾反而相信你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是世界的中心。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歷史的前進是必然的。最后為貢薩羅主席獻上一曲國際歌。貢薩羅主席作為秘魯革命的領袖，是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戰(zhàn)士，永垂不朽。
qkoufu6292 14小時前 這個帖子發(fā)表于9月底，我今天依然堅持里面的結論。不過從那時以來，秘魯國內關于與貢薩羅有關的活動新聞，又有了兩則消息，在此簡要介紹下。10月4日，國外一個立場傾向于貢薩羅派的網站報道了一則新聞，標題為：”秘魯共在秘魯進行武裝鼓動和宣傳行動“。報道指出在秘魯拉埃斯佩蘭薩區(qū)特魯希略，秘魯共的旗幟被豎立在一片碎石之前，旁邊海報上的口號是：”如果他們繼續(xù)威脅Party的群眾，他們就會被消滅。Party有千眼千耳。秘魯共萬歲！“該網站認為，這一事件是“秘魯共在秘魯進行武裝鼓動和宣傳行動”。我認為，在紀念貢薩羅在秘魯國內已經被統(tǒng)治階級宣布為“大逆不道”之時，有人勇敢的公開紀念貢薩羅，這當然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想這個事件本身并不能稱得上是什么“武裝鼓動”。還要必須注意的是，該事件是在貢薩羅去世之前好幾個月發(fā)生的，和紀念貢薩羅去世無關。另外一則是秘魯當地媒體報道，有人在秘魯紀念貢薩羅而被拘捕。這件事被發(fā)到知乎上以后，便被一些人認為是紀念者“顯然是秘魯共的支持者”。但是，只要查看原文就可以看出，示威者的口號和訴求是“修改憲法、關閉國會和國有化天然氣行業(yè)”，并要求為貢薩羅修建陵墓。但是，稍微關注貢薩羅的斗爭和實踐的人都會理解，貢薩羅的思想是通過人民戰(zhàn)爭打倒秘魯舊秩序，建設新社會；而不是抽象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范圍內兜圈子。有常識的人都不難看出，所謂“修改憲法、關閉國會和國有化天然氣行業(yè)”更多的是從改良角度提出的訴求（但是不一定是改良主義，革命派也可以提出這些要求）。坦率地說，我不相信秘魯共成員如果打算去利馬公開宣傳的話，會提一些不疼不癢的口號，而不是高呼“人民戰(zhàn)爭萬歲”的。本人不懂西班牙語，盡管努力尋找后續(xù)報道，但是沒發(fā)現(xiàn)秘魯當地媒體跟進。另外這件事盡管被資產階級媒體廣泛報道，國際貢派卻對此事件均表述沉默，也是比較耐人尋味的。相反的是，秘魯拉埃斯佩蘭薩區(qū)特魯希略的事件則被得到廣泛報道。順表將新聞原始鏈接提出，有興趣讀者可查詢：Policía detiene por apología del terrorismo a sujetos que hacían homenaje al terrorista Abimael Guzmán [VIDEO]總體來說，我認為自己下面的原始發(fā)言放到現(xiàn)在，也沒有什么太大問題。從主觀情感上來說，自然是希望秘魯真正的革命者力量能夠越來越強，走出近三十年來的低迷態(tài)勢。但是，這并不代表著在分析研判具體情況時候，就可以放棄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場。
“但是在秘魯，筆者恰恰未見任何悼念、紀念貢薩羅主席的群眾活動的報道。有人可能說，這是秘魯的“白色恐怖”所致。但是無論是在印度還是菲律賓，甚至在斗爭規(guī)模小得多、國家機器更加強大的土耳其，當地革命者也往往能夠沖破統(tǒng)治者設置的阻礙，舉行紀念烈士的活動。這背后的情況，值得有心人進一步思考。”<hr/>個人認為，貢薩羅作為國際共運低潮時期反潮流的英雄、勇敢同黑暗反動勢力作斗爭的戰(zhàn)士，是當之無愧的。他的角色，類似于二十世紀初期的羅莎 盧森堡。在1976后，國際共運遭遇重大挫折，貢薩羅能夠在至暗時刻振臂一呼，點起希望的火炬，同菲共、印度革命派一樣在最看不見希望的八十年代堅持斗爭，無論如何是無可抹殺的偉大功績。然而，資產階級反動媒體潑臟水，讓人惡心，不加分析，全盤否定，甚至把英雄的所有論點絕對化、夸張化，同樣是諷刺至極的（毛主席有云，”我的一句話就是一句話。一句頂一萬句是荒謬的““大樹特樹，究竟樹誰呢？名曰樹我，實際上樹何人？”（大意））。之前知乎上就有所謂貢薩羅派宣傳什么”國際大部分MLM組織都接受了貢薩羅主席普遍性的貢獻“云云，甚至夸張的捧為”世界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導師“。的確，國際上的貢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巴西共（紅）和秘魯人民運動（這個組織可是視為秘魯共在國外的派出機構或者同情者組織），此外還有歐美一些小團體對于貢薩羅進行了我認為夸張的頌揚：
直到最后一刻，貢薩洛主席還是地球上最偉大的MLM者，秘魯共和秘魯革命的偉大領袖，世界革命的領袖，共產主義者的導師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敬愛的主席可能身體已經死亡，但他無所不能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活躍，并繼續(xù)其不可阻擋的勝利行軍。在秘魯人民和堅持人民戰(zhàn)爭的秘魯共身上，每時每刻都在粉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夢想。”“不過貢派也承認，秘魯革命被“軍頭干擾了”，“目前正在重建”（實際上夸張一點的是，秘魯“非軍頭”的“真”秘魯共的活動早已經極為罕見，維基百科詞條認為“軍頭組織”就是秘魯共相關武裝組織中目前唯一還在活躍的一支），但是在秘魯，筆者恰恰未見任何悼念、紀念貢薩羅主席的群眾活動的報道。有人可能說，這是秘魯的“白色恐怖”所致。但是無論是在印度還是菲律賓，甚至在斗爭規(guī)模小得多、國家機器更加強大的土耳其，當地革命者也往往能夠沖破統(tǒng)治者設置的阻礙，舉行紀念烈士的活動。這背后的情況，值得有心人進一步思考。不言而喻，不是每個贊揚貢薩羅的組織都是“貢派”。否則，菲共、阿富汗共（毛）也是“貢派”了，為什么會被一些人罵“丑惡嘴臉”、“到了開除MLM組織資格邊緣”呢？這些人當然也是絕對不會承認菲共、阿富汗共（毛）和他們是思想觀點一致的。就貢派的觀點而言，他們特別強調貢薩羅主席的貢獻主要是：
一、各國革命都要產生偉大領袖和指導思想,二、:&#34;世界革命已經進入戰(zhàn)略進攻階段&#34;，三，“人民戰(zhàn)爭普適性”。“人民戰(zhàn)爭直到communist”，四，“同心圓建設”，先鋒隊“軍事化建設”，云云遺憾的是，國際大多數較有影響力MLM組織（可見）對于以上幾點，在悼詞和聲明中均未予提到。他們對于貢薩羅的基本評價大多超不出“秘魯革命領袖”這個范疇。印共毛聲明中寫道：
貢薩洛同志走的是Mao領導下的CPC發(fā)展的持久人民戰(zhàn)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 1969年，貢薩洛同志在GPCR的鼓舞下，正確地拒絕修正主義，與11位同伴組成秘魯光輝道路共。 1980年5月...光輝道路游擊隊在對抗代表秘魯反動和反革命統(tǒng)治階級的秘魯政府武裝力量的斗爭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勝利。...貢薩洛同志領導的秘魯共與一些國家的革命共特別是MLM政黨組成了革命國際主義運動。當時秘魯共l領導的RIM（此處疑似有歧義）以不同形式團結起來，幫助秘魯和其他國家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 RIM 把毛同志對中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綜合為毛主義，并宣布其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階段和更高階段...通過發(fā)展具體事物具體分析和綜合方法，貢薩洛同志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做出了貢獻。貢薩洛同志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寶貴經驗和馬列毛主義理論運用到秘魯的具體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中，推進了秘魯的革命運動和人民戰(zhàn)爭。毛同志關于買辦官僚資產階級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新民主革命的目標之一的概念和認識，在秘魯的背景下得到了更具體的界定。 貢薩羅同志對秘魯新民主革命和人民戰(zhàn)爭的貢獻被秘魯共產黨以”貢薩洛思想：進行宣傳。本人視力的確不好（有點近視），不知道視力好的網友們能否從中讀出印共毛承認“人民戰(zhàn)爭普適性”、“偉大領袖”、“軍事化先鋒隊”一類觀點來。TKP ML（中委會），盡管這個組織之前曾多次和一些貢派組織聯(lián)合發(fā)表聲明，這次則在聲明中開頭寫道：“秘魯革命的領袖岡薩洛同志不朽！”而不是什么“世界導師”。TKP ML（組委會）則寫道：
古茲曼博士一生都在為無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貢薩洛同志是最早倡導馬克思列寧毛主義并將毛同志對無產階級科學的貢獻視為馬克思主義新的更高階段的馬克思列寧毛主義者之一。希臘共（ML）聲明的標題是：
“向秘魯communist革命領袖阿比瑪爾·古茲曼致敬！”再來看菲共的聲明：
對于秘魯革命領袖曼努埃爾·魯本·阿維馬埃爾·古斯曼·雷諾索，即著名的貢薩羅主席——秘魯共的建立者和領袖的逝世，菲律賓共向秘魯的工人、農民以及所有被壓迫階級和階層致以最深切的同情。...盡管菲律賓共并不完全贊同貢薩羅及其追隨者提出的想法，但我們認為他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主義的發(fā)展和捍衛(wèi)理應被承認。他為秘魯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群眾，以及他們要求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愿望，獻出了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并犧牲了生命。阿富汗共（毛）的評價是：
Gonzalo 和他領導的政黨于 1980 年代初在秘魯發(fā)動了人民戰(zhàn)爭。...秘魯人民戰(zhàn)爭加強了群眾的政治覺悟并得到廣泛應用，破壞了舊的壓迫性社會關系，建設了新的、解放的社會關系。以CP為領導的秘魯人民戰(zhàn)爭，在全球弘揚MLM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提高了共產主義的斗志，大大提高了革命國際主義運動的革命威望。...此外，由貢薩洛總統(tǒng)領導的秘魯共產在 1986 年黨代表大會文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該文件承認毛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科學和意識形態(tài)的第三階段。這是通向 1993 年 RIM 擴大會議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會上通過了“馬列毛主義萬歲”文件。印共（ML-新民主）寫道：
CPI (ML)-新民主向秘魯革命運動領袖 Abimael Guzman（俗稱岡薩洛同志）的革命記憶致敬...這也是一個借鑒秘魯共（光輝道路）領導的革命戰(zhàn)爭經驗的機會，吸收積極的東西并從消極的東西中吸取教訓。 現(xiàn)在是共義革命者加強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斗爭的時候了。CPI (ML)-新民主向貢薩洛同志致敬，誓言要為印度的新民主革命加緊斗爭。總而言之，貢薩羅在發(fā)動秘魯人民戰(zhàn)爭，認識并定義Maoism方面的，是得到國際革命運動廣泛認可的。他也是當之無愧的國際無產階級戰(zhàn)士。但是，超出這個方面，甚至把所有紀念貢薩羅的組織都有意歪曲成“貢薩羅派”，甚至暗示這些組織都接受一些明顯宗派主義甚至荒謬的東西，就是不那么誠實的手法了。
前世的深藍色午時茶離弦的歌離弦 14小時前 貢薩羅總結出了作為馬克思主義發(fā)展階段的“第三階段”和“更高階段”的馬列毛主義，其領導的秘魯共產黨（即所謂的“光輝道路”）在從1980年開始至今已經41年的人民戰(zhàn)爭中，為秘魯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浴血奮戰(zhàn)。即使在90年代之后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但是秘魯共產黨人、秘魯人民解放軍的戰(zhàn)士和革命群眾在極端困難的環(huán)境下仍然堅持斗爭，并積極進行重組秘共的工作。關于秘魯人民戰(zhàn)爭的歷史，可以看一看這一篇文章。【原創(chuàng)】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秘魯的人民戰(zhàn)爭？總的來說，貢薩羅以及秘魯共產黨在國際共運中作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
